我的父亲周碧初，离开我们已经有八个春秋了。此间，他那慈祥、和蔼、亲切的容貌，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一）
从我记事那天起，父亲一直为生活、为作画忙碌地奔波，尽管这样，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关心我们的成长和进步。从小就开始培养我们生活自理的能力，常以他童年时代的经历来教育我们。父亲十岁就出家门求学，开始了独立生活。他要求我们能自己做的事，绝不依赖别人。我刚上小学时，就教我学生煤球炉子，学煮稀饭。在一些生活习惯上要求我们十分严格，吃饭时不能多讲话、不能掉饭粒，咀嚼不能有声、各种物品用完后一定要求放回原处，那怕是一封信、一张报纸也是如此。小时候常常因为这些事，我曾多次被父亲训斥，他不仅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做。解放前我们居住在上海南无锡路（靠近繁华的南京路的一条狭小的弄堂），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还要分出一半作为父亲的画室和接待客人的地方，父亲把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东西归得井井有序，使拥挤的房子似乎宽敞许多，父亲就是在这样小的斗室里创作了不少作品。他每次出去开会和写生，行装都是他自己整理的，从不要母亲过问。到晚年仍然保持这样的习惯，任何东西都排放得有条不紊，就连一只指甲钳也有固定放置的地方。有时我们找不到要用的东西，或者记不清的事都喜欢问他，每每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因此我们兄妹常常半开玩笑地称父亲是"电脑"。
（二）
父亲为人特别随和，他出差每到一处，从不提出任何要求，总是听从接待单位的安排。就连平时要我们做事，也从不用命令式，而是先问我们有空没空，安排个时间做一做，至于如何完成，也从不过问，总要我们自己开动脑筋去做。
凡是与父亲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很好相处，在我的印象中许多老一辈的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梁、朱屺瞻、唐云、来楚生、白蕉、杜进高伯伯们都与他有很深的交往。他们相互尊重，共探技艺，生活上互相帮助，几十年如一日。他对年青一代更是关怀备至，热心培养，真诚招待，从不以长者自居。他经常到学生家作客，对于来信求教者或是索画，父亲都会一一作复，从不摆架子。记得有一次他收到家乡平和县的一个初中学生来信说他十分喜欢画画，希望得到一幅父亲的作品，他立即复信鼓励他好好学习，并随信附上一幅他的国画作品送给他。还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夜间来访，我们全家人都已熟睡，父亲起床热情地接待他，一直谈到深夜，学生离开后，我牢骚满腹，他却风趣地对我说，这个学生很有意思，可能是白天工作大忙不得不夜间来，父亲就是这样地理解人。
父亲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人，侨居印尼期间在给母亲的信中，经常提及他的老友，要母亲代表他经常去看望他们，有困难时一定要尽全力帮助他们。他也毫不吝惜地把从国外带回来的为数不多、高质量的油画颜料送给需要的同事和学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是对于极少数政治上投机取巧、哗众取宠、作风轻浮的人，那怕他名噪一时，他都不屑一顾，不与他们交往。
父亲的这种谦虚、谨慎、正直、厚诚、热情的作风，深得友人的赞许和学生的钦佩。在为他举行八十寿辰的聚会上，与会者中有成就卓越已是白发苍苍的他四十年代的学生；也有已成为上海油画界中坚力量的年青的学生，老少欢聚一堂，他感到十分欣慰。
（三）
父亲生活上十分简朴，除了嗜茶，平时总是母亲做什么他吃什么，有老友来访时他才会点几个菜，有时也会亲自下厨房作出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使大家一饱口福。他回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十分关怀，分配了一套宽敞的住房，我们都主张搬进新居前添置一些新的家俱，但他不同意，只买了一张布面三人沙发和两把藤椅子，直到他去世，伴随他的还是四十年代的床和衣柜，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修补过多次的两张破藤椅。
父亲对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经常跟我们讲："你妈妈真不简单，我长期在外，她一个人里里外外把你们兄妹四人带大，把你们一个个培养成大学生，真不容易"。一提起母亲，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内疚。自印尼回国后，我看到他在作画之余，总是尽可能的帮助妈妈做家务事，有时下厨房烧菜、有时打扫清洁卫生、有时修理物品等等，并抽出一定时间用于教育我的女儿。当魏老师每周来教我女儿拉小提琴时，他总是在旁"坐镇"，六年多了从来没有间断过。母亲晚年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但父亲仍坚持与她同枕共眠，一夜要好几次给母亲盖被子。白天他督促保姆给妈妈喂水、喂饭，他说尽管母亲不能说话，但是看看也是好的，足见他们之间感情之深厚。
（四）
父亲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旧社会的腐败使他更加向往新中国，1959年父亲从印尼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他亲眼目睹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回国后的十几年间尽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信心。回来后正逢"困难时期"的降临，他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一切。记得那时我由河北回家探亲，一进门他就风趣地对我说："你的运气真好，今天凭票买到了四两排骨，真有口福"。
父亲回国后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简朴的，而他也始终是这样对待生活的，不追求金钱与享受，粗茶淡饭，其乐无穷。
文革期间，他与千万个艺术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作品受到批判，作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生活拮据，那时我的女儿也寄养在上海，更加重了他的负担。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但他始终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黑暗即将过去，我从未听过他发过一次牢骚和说过半句怨言。粉碎"四人帮"后他兴奋不已，他的画笔更加勤奋了，时年76岁的他，这一年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大小二十四幅作品。在耄耋之年登黄山、去福建、巡长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熟悉的人都把他在印尼的十年称为父亲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而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年可称之为他的又一次创作盛期。
1984年82岁高龄的父亲终于实现了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1990年父亲将毕生珍藏的120余幅近代字、画精品以及本人的部分作品无偿的赠送给了家乡漳州市博物馆、平和县周碧初艺术馆，让家乡人民也有机会目睹大师的真迹。我从心底里由衷敬佩父亲高尚的品格。
（五）
周颖南叔叔曾在《周碧初的艺术成就》一文中这样介绍父亲："碧初先生作画时总是把握时机，实地写生。时间过去了，要明天再来，不勉强，不做作。我们看他的画，不难想起他那趁朝阳、踏露水的艰苦创作过程"，"他认真观察自然，'敢删去前人窠臼，自成家法'，他要他的画是中国的"。的确如此．我父亲对艺术一贯是锲而不舍，执着追求，精益求精。他对自然情有独钟．一生的作品中风景、静物占据了绝大部分。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写生回来，他的皮肤晒得红红的，衣服是湿透、湿透的。他为了画一片云彩，往往会等上一两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画静物也总是要细细地琢磨画面，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我们时常看见他对花草树木凝神贯注许久许久，也时常看见他在养着金鱼、小虾的洗笔盆前静观，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可见父亲作画之认真。他总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开始动笔，在一幅画完成后仍然还要细细的揣摩，修改一遍、两遍、三遍，直到满意为止，最后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父亲画油画的同时，也常画中国画，画得最多的是虾、金鱼、葡萄、葫芦、腊梅等。我特别喜欢他画的虾，有时我问他，许多油画家都发表了不少国画作品，为什么你的国画不拿出去呢？他笑笑回答："我还是画油画的好，等我油画画不动了再专心致志画国画。"他的这番话，当时我不甚理解，直到有一次在为他举行的油画展上，他即兴发言中提到油画要画出中国的特色来，要画出我们民族的风格来，要不断探索、创新、再创新。我才恍然大悟，他画国画的用意，是探索把国画技法溶合在油画中，我回过头来再看看他每个时期的作品，确实都有新的尝试。
他的晚期作品，东方韵味更为浓厚，他默默无闻地在探索油画民族化道路上奋斗了一生。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常乐的一生；是为事业而勤奋耕耘的一生；是追求艺术完美的一生。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宝贵的艺术财富。
在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作为他的子女--我们百感交加、思绪万千，一桩桩、一件件、一件件、一桩桩，忆不完老人家崇高的人品和美德，叙不尽老人家完美的思想和行为。说千言，道万句也难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崇敬、思念和缅怀。
我们要以老人家光辉的一生为榜样，激励自己、教育后代。永远怀念他、永远学习他，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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