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问题一：如何客观分析文化艺术村落现象。文化艺术村落的产生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与我国社会的转型、变革密切相关。“圆明园画家村”产生于我国社会从原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同构型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分散化的社会转型的初期。在当时户籍制度仍然绝对重要的社会体制下，艺术家们打破铁饭碗，自觉选择流浪和自由的创作状态，的确给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人们的不理解、排斥或痴迷都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就如一位社会学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稳定的都市社会，比如巴黎、香港、纽约、东京这种相当多元的社会，这批人就是一批正常的存在，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追捧或否定。

　　一位业内人士精辟地指出：自由艺术村落的出现不仅只是一些艺术家的需要，也会是一种市场化的需要。因为市场需要活力，需要刺激，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而这恰恰是艺术创作的特征。之所以自由艺术村现象散了又聚，就在于市场的需求赋予了艺术村存活的条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中，自由艺术村落的出现，无论是从新闻操作的角度，还是从地产增值的角度，无疑都为处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各种商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卖点。因此，文化艺术村落的产生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发展的普遍现象，也是艺术与经济冲突、碰撞的产物。把握和遵循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客观冷静地看待文化艺术村落现象，既不要消极排斥，又不要过分追捧，才是我们当前应有的姿态。

　　问题二，如何定位政府在艺术村落发展中的作用。对自发形成的文化艺术村落，政府应采取什么态度，各方面的态度是不同的，各地也没有统一的做法。从目前来看，文化艺术村落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主流艺术和非主流艺术的交锋，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而是艺术和经济的冲突。听任市场发挥作用，艺术村落就难逃被商业利益驱逐着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命运。如，大山子文化艺术区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按合同规定，大部分房屋租期将于2006年底到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艺术区将很快被商业冲垮。目前，大山子在社会上已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为外国人了解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它的发展前景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它的生存发展不仅关系艺术家的命运，也关系到背负着近2万离退休与下岗职工的七星集团的命运。因此，对于政府要不要介入、如何介入、介入的程度，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观点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严格合同规定办，政府不要干预太多，任由其自生自灭；有观点认为，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和特色，对大山子这样的特色文化区域，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应将大山子作为文化艺术园区或文化产业园区，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给文化发展以足够的空间；还有观点认为，艺术是很难事先规划的，如果政府事先规划艺术区，就需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入驻成本就会提高，对艺术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对于大山子独具特色的文艺形态不应该过多的规划，而应该保护和扶持。在任其发展的同时，政府只需稍加规划，做基本的引导。鉴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大山子文化艺术区目前仍被置于观察期，各方面仍在按照“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基本意见，对其进行调研、考察。但无论怎样，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艺术区才能生存与发展下去。相比于大山子，北京其它文化艺术村落，如宋庄、上苑在其形成早期，村级组织在买地、建房等方面对艺术家提供了一些宽松的环境，当艺术家聚居的效益开始显现后，乡镇政府才开始有限度的参与，积极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居住在上苑村的中央美院教授王华祥坦言到：与经济相比文化是最无力的，因为文化是靠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得形成很慢，但消逝起来却很快，一种文化现象只要不违法，政府最大的帮助就是少干预。

　　问题三，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当前，我们对游离于体制外的社会人，除了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协会、团体进行管理外，还有城市社区作为社会人的最后归属。城市社区成为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各种矛盾，承担起重新整合社会功能的重要任务。但对于那些居住农村乡间的大量自由艺术人，却在社会管理的视野之外，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只能管理本集体的成员，除经济上的租赁关系外，农村集体组织无权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属于任何协会和社团组织，在社会组织的管理范围之外。同时，我们对自由艺术人士的管理仍习惯于过去的那种管理方式，即希望成立专门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导致了没有机构的地方政府管理缺位的问题。事实上，服务一定程度上就是管理。政府只要做好公共服务这篇大文章，为所有的人（不论体制内外）提供良好的服务，就是实现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但由于目前政府的许多文化服务（如各种文化、艺术基金）也很难惠及到这些体制外的自由艺术人，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也未能充分调动起来。如何加强对这些社会人的管理和服务，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问题四，如何加大对艺术发展的扶持力度。艺术发展由单一政府支持向多元社会赞助转变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要切实加大政府对艺术发展的扶持力度，既要发挥政府在艺术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艺术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艺术事业。尤其是要加大鼓励捐助文化艺术政策力度，鼓励社会资金捐助、投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筹建建立各种文化艺术基金，鼓励民间艺术品收藏，形成社会各界支持艺术发展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加大艺术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体制外的年轻艺术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避免艺术人力资源的无端流失。其三，要加大艺术市场培育力度。建议开展年度美术馆、画廊、拍卖行、博览会、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经纪人排行榜评选活动等，增进各界（包括大众媒体）对艺术产业和艺术管理的关注。同时，对艺术企业、艺术品制作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问题五，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打造首都特色文化区域。从全国来看，如何把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市场关心的问题。从国内外来看，对艺术村落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同时，加以适当地进行扶持和引导，从而打造城市的特色文化发展区域。国内目前比较成功的，如深圳的大芬村，其早期的形成纯粹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政府出面加强软环境建设，为其发展壮大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截止到2004年，大芬村销售的油画商品达到1.26亿元，其中80%销往欧美，大芬村也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芬村所在地龙岗区的领导表示，将加大对大芬村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大芬村逐渐发展成油画的创作基地、贸易平台、培训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使大芬村成为龙岗区、深圳市的旅游热点。上海的“春明艺术产业区”也是在原产权单位上海春明毛纺厂的积极倡导、艺术家的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这方面，北京有不可比拟的文化艺术资源优势，有巨大的艺术发展需求，但艺术发展空间始终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尽管，艺术家聚居的区县、乡镇政府对推动艺术发展表现出了很高积极性。如，通州的宋庄提出了“文化造镇”战略，对宋庄的文化艺术资源特别画家资源进行了统筹考虑，制定出了相关规划。希望通过政府的引导，在保护现有的文化艺术资源的同时，打造百年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以恩泽后代子孙。2005年10月22日，宋庄镇举办了“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其中“《宋庄路》艺术展览”，共邀请了300位宋庄艺术家约600件作品参展，并选出50位宋庄艺术家的工作室为嘉宾开放，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索家村艺术家，由于艺术营拆迁，又开始了新的栖息地的寻找。一位刚刚搬出来的艺术家叹息到，在北京想找一个空间大、采光好、适合艺术创作而价格又能承受得起的工作处所，真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因此，如何从强化北京文化中心的功能出发，充分调动政府、市场、艺术家三方面的积极性，既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又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发挥好北京的文化艺术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化发展区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摘自《投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