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以下简称“记” ) ：您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火车上透过车窗拍摄的，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摄影方式？

　　克劳迪·斯鲁本 ( 以下简称“克” ) ：我出生在火车上。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是一种韵律，从我生命的一开始就影响了我。

　　我是一个移民。儿童时代在斯洛文尼亚度过，在法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事实上，从我的曾祖父、祖父开始，为了躲避战争、为了生活，不得不停迁徙到欧洲各地去劳动。

　　记：您是一位英美文学硕士。在巴黎曾经当过英语老师。但是您选择了摄影为事业。

　　克： 14 岁时，我接触摄影，但只是学习拍照，冲洗胶卷。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境里我从一个洞里掉下后，不停坠落，呼吸到一种死亡的感觉。突然我的手上出现了相机，它如降落伞一样将我拉起来，像救命稻草一样。真的很神奇！

　　摄影让我在一种不断漂泊的状态中，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让我能够去感知自己的内心和外面世界。

　　少年犯作品比我的还好

　　记：您追求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但是您又走进没有自由的监狱去，教孩子们拍照。这看上去很矛盾。

　　克：对，它们看上去是对立的，我喜欢走这种极端。摄影如走钢丝的人拿在手中的那根棍子，保持着我的平衡。人只有一生，我很想通过相机去做有深层意义的事。

　　记：您开展这个项目时，怎么说服管理监狱的人，获得允许的？

　　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写文件申请，办很多手续。这个工作很复杂。我还向他们保证，这个艺术项目不会给监狱带来不好的影响。

　　记：说说您第一次给少年犯们上课的情形吧。

　　克：第一堂课，我很忐忑。我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并和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握手，询问他们的名字。

　　我给每个人都发了莱卡相机和胶卷。他们一开始戒备，犹豫该不该接受，也许长期受到了不良对待的缘故吧。有的孩子一开始会对相机搞破坏。当他们看到我开始教他们摄影的技术时，才发现这个陌生人不是闹着玩。

　　我要求警卫必须在课堂外面，不能监视孩子们学习。这就发生有趣的事情：有时大家拍照拍得开心时，他们会跑来跑去，发出很大的声音，警卫听到了，很急地敲门，喊着，“发生什么了，有事吗？”有时教他们冲印照片，教室里很安静，警卫又敲门了，“没有人了吗？” ( 笑 )

　　记：您把摄影带到监狱了，孩子们除了学会拍照，还有哪些收获？

　　克：这些孩子原来在监狱里，就像受伤的动物，很少有自己的思想。但摄影是独立的思维，拍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思维的解放。摄影给他们带来自信。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把大量的作品交给我。我再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做的”。孩子们获得一种成就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作品比我的还好。

　　记：但是听说您最早在法国那所少年犯监狱开展的摄影培训项目，被强行取消了。

　　克：是的。因为孩子学习了很长时间后，因为摄影而变得快乐了。但在一些人眼里，他们被关进监狱，就是来受苦的。对此，我挺无奈。

　　之后，我又申请在其他一些国家地区开展了少年犯摄影培训班项目。现在，爱尔兰的监狱主动向我发出了邀请。

　　记：听说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你打探，在广州或者广东的监狱里为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

　　克：我在 2003 年就有这个设想，地点希望就是在广州。现在还没有进展。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我也很固执。

　　我只能算半个男人

　　【旁白：斯鲁本的祖国斯洛文尼亚地处巴尔干地区。这里自古就是欧洲大国争夺的焦点，战火不断。 1992 年到 1995 年，波黑战争发生。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 这些成为政治焦点的国家地区，不断出现在斯鲁本的照片中。】

　　记：您拍摄了一些经历过战火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你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到战争的痕迹。

　　克：在巴尔干地区，一生经历两次战争，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而我只能算半个男人，我经历了波黑战争。

　　我几乎没有反映战争的作品。我一直无法进入到战争前线摄影的状态。我也不愿去拍摄那些战争后满目疮痍的画面。

　　中国是个“大烟花”

　　记：您三次来到中国。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克：中国是一个大烟花，处处都有流光溢彩的地方。但烟花的缺点是易逝的，我希望中国的艺术不要停留在娱乐上，要有东西可以沉淀。

　　【人物档案】

　　2000 年 Niepce 奖， 2004 年“莱卡奖”得主，克劳迪·斯鲁本是一名斯洛文尼亚裔的法国摄影家，定居于巴黎。 1963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巴黎，曾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自 1995 年以来，一直为欧洲一些国家监狱里的青少年犯人举办摄影学习班，此举得到马克·里布等著名摄影家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