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已为人们所淡漠、陌生乃至忘却的《阁帖》，如今穿越历史的烟尘，从海外姗姗归来，落户于有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精神的上海博物馆，使我们可以零距离地瞻赏她那带着“银锭纹”、“石花点”和“蝉翼淡墨拓”的真实丰采。诚如该馆馆长陈燮君所说，祖本的展示，既是北宋祖刻《淳化阁帖》传世最善本的展示，也是宋代刻帖文化的显山露水，对于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今天的书法后学来说，无疑是对千年以前的刻帖的直面，与穿越历史时空的法书的对话，对宋代博大精深的刻帖文化的一次巡礼。

启功说：《阁帖》的回归，是解放以来回归文物中的一件大事，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可谓物得其所，是再好不过的了。

《阁帖》回归上海，在上海的文化积累上是件赫然大事。引发这件事的启功先生。为此，我北上京华，经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先生的安排，对启先生作了一次采访。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启先生的寓所，他已经坐在书桌前，在翻一本印刷本的帖，案上的稿纸零零散散地写一些字，他还在用功呢。膝关节虽有老年性的僵化，但他还是吃力地站起来和我们握手，晃着手中四只脚的拐杖，很风趣地说：“现在靠它的四条腿加上我的两条腿，我成了六条腿的人了。”
他的思路清晰，和我多年前见到的那样，还是那么健谈而幽默。“我的耳朵不长，是只小兔，没有三窟，只有两窟。”他伸出双手指作出小白兔耳朵的样子，又说：“董寿平给我题了第二窟。”所谓“第二窟”只不过是防止干扰，他做学问的地方。

说在到这里，他似乎突然想起：“不谈这些了，你是来和我谈《淳化阁帖》的。”

启先生想了一阵，说：“先说：《淳化阁帖》，现在买国定级的文物价格最敏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国家花钱买文物，不管花多少钱都有意见。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钱买这个东西？作为公民，谁都有提意见的权利，但要看看这个钱该不该花，国宝不是其他东西，只要条件具备，就没有可买可不买的问题。”

启先生又说：“香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也和我讨论价格问题，我说我是搞鉴定的知物不知价，不但是我，就是我们这些对文物能判断真假好坏的人，都是知物不知价。比如珠宝，这块钻石有多少克拉？值多少钱？我们怎么能知道。”

启先生接着说：“《淳化阁帖》六、七、八卷，还有第四卷，上海博物馆委托王立梅这位大姐买回来，花了450万美元，你说值不值？”

我告诉启先生，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淳化阁帖》鉴赏学术报告会，副馆长汪庆正先生在会也谈了购买《淳化阁帖》购价的问题，汪先生说外面都说他是陶瓷专家，又是陶瓷学会会长，450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件最好的瓷器的价钱，这两件东西要他自动选择，他首先抱回来的当然是《淳化阁帖》。

启先生说：“对啊，这就是上海博物馆的水平，他们知道花钱买那些该买的东西。前些年，他们从香港买的竹简、青铜器也是如此。《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刻的，传到今天，可信为宋代内府原刻原拓的《阁帖》，只有这三册留存于世。这三册都是王羲之书，有北宋佚名人跋1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1页，明末清初藏于孙承泽家，每卷前有王铎题签。这些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即从上面几项条件来看，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已足充分说明了。现在把它们放在《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卷，王靖宪都作了深入研究。”

启先生说：“我说了这些，你就不难理解，既然这样贵，上海博物馆还要买。因为它珍贵，存在的只这四卷了。如果你嫌贵，有条件买，而又瞪着眼睛说不买，那就会给别人买去，这样就要担更大的罪名，人们会说为什么要把国宝放走。”

我问：“还有什么流落在海外的阁帖能够回归？”

“有啊，《大观帖》第三卷。《大观帖》刻得细，很传神，那是宋徵宗时刻的啊。他是专门玩这个的，懂行，所以刻得好。《淳化阁帖》虽然刻得比较粗，但刻得早。《大观帖》第三卷是翁松禅的收藏，现藏美国翁万戈处。我和翁万戈是同辈，我的曾祖你是翁松祥的门生。现在不讲究这些封建社会的关系了。《淳化阁帖》的回归，王立梅大姐立下了汗马功劳。将来，《大观帖》第三卷的回归也要靠她。”

“事情办成了，一切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王立梅说。

“好，《大观帖》回归之事就拜托你了。”启先生说得既风趣又认真。

《淳化阁帖》回归，启先生是很高兴的，说：“《淳化阁帖》的回归，是解放以来回归文物中的一件大事，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可谓是物得其所，是再好不过的了。”

美国收藏家安思远说：是中国艺术给了我的一切，我也要将这一切还给中国。

1995年3月，当时身为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要赴美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一个电话把她找了去，并对她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个叫安思远的美籍华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三卷，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

王立梅说：“你老人家放心，我虽然不认识安思远，但你要我办这件事，我一定要给你办到。”
在美国期间，王立梅通过久居纽约的好友梅缵月小姐找到安思远。他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并不是美籍华人，而是英国的名门望族，名叫R.H.Ellsworth，就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斜对面的公寓里。
和安思远见了面，王立梅首先介绍了自己，并转达了启功先生的愿望。安思远说不但知道大名鼎鼎的启功，他的许多朋友都认识王立梅，并告诉她：“我收藏的《阁帖》不是三卷，而是四卷。”随后，安氏又问她是否愿意看看他的收藏。

在采访王立梅时，这位风度优雅大方的女性，用极生动的语言，娓娓地叙述着这段经历，她说：“安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看他的收藏，这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表示十分荣幸。安先生领我们参观了他每一个房间的陈设，他的家几乎就是一座博物馆。地上铺的是中国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唐代石刻思维菩萨栩栩如生地坐在依墙的条几上，色彩鲜活的元代道都壁画嵌在墙上，长条茶几上是东汉一组青铜车马，唐代陶俑静静立在门旁，明清绘画随年可见，我恍惚置身于中国极尽豪华而又极其高雅的住宅中，但心里却感到丝丝痛楚，这些精美的文物应陈设在中国，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原因，都说明中国文物的流失十分严重。”

当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激动万分，启功先生那句“看不到宋刻真本，我死不瞑目”的话在她脑海中又一次响起，她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她。地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完最后一页时，安思远高兴地说：“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这件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和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接着又说：“我看你这样看重这件法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们的人看。”

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先生又提出：“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我可以不要等价。”

“你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王立梅问。

“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淳化阁帖》六、七、八卷及第四卷来北京展览的事情。

1996年9月，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北宋拓《淳化阁帖》六、七、八卷及第四卷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得鉴定。他们对每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一一辨认，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四卷是宋刻宋拓无疑。启功还称赞这四卷真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北京展览结束后，安思远先生要将这四卷《阁帖》带走。行前，他又对王立梅说：“如果你们已准备交换的朝珠，我这次就将它们留在这里。”但交换的事情没有太大的进展。

王立梅对我说：“本来以为故宫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结果确实可供选择的还真不多，好一些的都是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其他的真不够档次。我只好问安先生可否改换其他文物。”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但都未能成功。

交换虽未能成功，安思远对中国文化的那个情结越结越紧，他通过王立梅把因走私漂泊到大洋彼岸而又被他购入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归父敦》和五代王处直墓中的彩绘武士石雕无偿地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在香港成立抢救安徽古民居基金会，抢救那些历经沧桑的古代居民，他还多次皖南山区查看古民居的修缮工程，在每一座修葺一新的古民居中，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向王立梅介绍哪根柱子换了，哪根加固了，哪个屋顶重新翻修了……，他和王立梅成为知交，他在等待通过王立梅的手让《淳化阁帖》回归中国。

陈燮君、汪庆正说：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你这次就把《淳化阁帖》带回来吧。

还是在1996年，安思远先生携《淳化阁帖》来故宫博物院展览时，上海博物馆也十分注意这批珍贵文物。他们知道安思远正准备和故宫交换，所以就不作非分之想，按兵不动。

其实，汪庆正对安氏所藏《淳化阁帖》的了解，还在安氏刚刚购进时，他就得到这一消息。从拍卖图录上看，他断定就是当年徐森玉追踪的国宝。这3卷阁帖早在民国初年，曾归清道人李瑞清藏，有他的跋尾。李氏将《阁帖》携至上海，有正书局曾影印行世。后来又归大收藏家周湘云收藏。周湘云逝世后，此帖也就销声匿迹。徐森玉一直认为仍在周湘云之家。所以在1949年后徐森玉主政上海文管会时，凡是征集周湘云的藏品，都是徐森玉亲自上门，周湘云收藏的怀素书《若笋帖》和米友仁画《潇湘图》都是经徐森玉的手收进的。徐森玉生前曾不止一次关照汪庆正，要注意《阁帖》的下落。

　　作为美国人，安思远并不认识《阁帖》上刻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什么是《阁帖》，但他并没有受“像邮票一样印在纸上”的影响，凭一个收藏家和敏感和慧眼，知道这是好东西，前后追踪了八年，四卷帖分三次购进。汪庆正一直在注意着安思远的收藏动向。当他得知故宫博物院交换未成，安先生把《阁帖》带回，他就立即行动起来，清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等朋友几次帮助征购，都因要价600万美元未能谈成。汪庆正不知安思远已经下定决心，要《阁帖》回归中国，处理此事的非王立梅莫属。

　　应美国亚洲学会的邀请，王立梅将于2003年4月初赴纽约参加“中、日、韩文物出口政策研讨会”。3月底，她到上海参加“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峰论坛”期间，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顾祥虞等请她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一谈，如果价钱合适，上海博物馆准备买下来。汪庆正还特别表示“我们资金已全部准备好，只要能谈下来，上海博物馆可以马上付款。”

在访问陈燮君、汪庆正时，我问：“这事是你们两人拍板？”他们都说：“如果没有市委书记亲自下决心，不要说拍板，就是把桌子拍穿了也没有用。”

陈燮君、汪庆正还告诉我：这批资金是市领导特批的。

在此之前，北京的一家拍卖行知道王立梅与安思远有很好关系，也希望她能帮助拍卖行将《阁帖》买回来。王立梅想，如果经过拍卖行，价格要成倍的翻上去，博物馆要拍进，就会增加负担。她于心不忍，没有答应。拍卖行的总经理不无遗憾地说：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立场转变了，没想你还站在国家立场上，不考虑自已的利益。

到美国后的4月3日晚，王立梅到了安思远家，明确向他提出准备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能给一个合适的价格。

自安思远要卖《淳化阁帖》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不断有人上门向他表示要买《淳化阁帖》。安思远早就表示，《阁帖》不卖给日本人，所以对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那是存心不卖。与其他中国人的开价是550万美元，他还发现中国拍卖行也不都是为了中国，有一家拍卖行是准备把这件文物转卖给比利时人。

“我知道你是为国家买，给你的开的价是450万美元。”安思远说。其实450万美元的价，安思远在中国早就扬言过，这个价只是对王立梅开的。

“中国用来买文物的钱是有限的，希望能再降低一些。”王立梅还想压价。

安思远给他算了一笔帐：要交税，要感谢用了8年时间为他追踪的两位收藏家，还要继续修复安徽民居，真正到他手中的钱已经很少了。

王立梅把交谈的情况通报给汪庆正。汪庆正希望再交涉一下，能否再降一下价，可以用捐赠形式把《阁帖》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奖金的办法付款。

放下电话，汪庆正马上与在美国出访的陈燮君电话商量，如果用捐赠方式运作的时间太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就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吧。

纽约4月9日上午，王立梅正准备去见安思远，接到汪应正的电话，他把和陈燮君商量定的意见告诉王立梅。

当天晚上，王立梅在安思远家，对四卷《阁帖》进行验收，打包，准备带走。安思远说：“如果其他人不先交200万美元，我是决不会让他动的，但对你，我绝对信任。”

4月12日，王立梅携带《淳化阁帖》回国。她告诉我：“当我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时，我感觉到家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4月14日，王立梅携带《淳化阁帖》到上海博物馆。

谈到上海博物馆接收《淳化阁帖》时的情景，王立梅说：“我将《淳化阁帖》送到上博，汪庆正副馆长和上海博物馆的6、7位书画专家当晚进行了查验，汪副馆长用他收藏的20世纪20年代珂罗版印制的《淳化阁帖》与宋拓《淳化阁帖》一卷卷进行查对，逐一对照每卷的印章、题跋。每到第七卷时发现少了三页，当时汪副馆长脸色都变了，大家都很紧张，马上查看第八卷，发现多了三页，正好是第七卷少的那三页，这下大家才放下心来。经过仔细查对，验明正身，确认这四卷的确是北宋祖本。”

后《淳化阁帖》时代的历史：扑朔迷离的“帖学”的兴起

已往对碑与帖不分，往往联名称为“碑帖”，其实碑原为某种用途而立，如记事，如墓碑、墓志，如刻经等。题写碑刻者虽为当时的书手或名家，并不是为书法艺术而立。帖多为书法艺术价值而刻。帖多为名人或书家的尺牍、书疏，本为亲友、朋友、知己而写，所以随意挥洒，即事而发，兴之所到，发挥了书家高超的艺术造诣。从帖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称呼、礼节、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人际关系，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汉、晋、唐的书札名迹临摹刻版，拓赐大臣。全帖十卷，计入103人法书，420帖。《淳化阁帖》是“奉圣旨模勒”，刻成之后，初时无人敢擅自翻刻。至宋仁宗庆历间（1041-1048），丞相刘沆守长沙时以官法帖翻刻，称为《长沙帖》，亦称《潭帖》，还有《绛帖》，两帖是《阁帖》最早的翻刻本。但却黄鹤渺渺，了无踪迹。宋代泉州翻本最多，有“四十二泉”之称，明清翻刻本更是不可胜数了。

由于《阁帖》的翻刻，其面目因此日非，兼以坊贾为了牟利，赝为旧刻，冒充原拓，使《阁帖》增加了许多鉴别的困难。再者《阁帖》流传已久，本源已难分辩，好事的藏家又根据记载的谱第，猜测比附，夸称善本，使《阁帖》更加扑朔迷离。这样“帖学”也就应运而生，学者们对《阁帖》进行寻宗问祖的工作，建立谱系，辨伪指谬，探摹刻之始末，考订其异同工拙，如此聚讼数百年，至今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所感兴趣的是宋太宗为何要刻《淳化阁帖》？

在采访王靖宪先生时，他除谈上海博物馆购藏四卷《阁帖》，还认为宋太祖感到军人政权的危险，要实行“文治”。这一见解是颇有道理的。宋朝从开国到太宗初年，全国已接近统一。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后期，镇兵拥立留后的弊端，使王室屡次更迭，而自己也是由将士拥立而登基，因此感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性。于是重用文臣，提倡文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五百卷和《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又开始编纂《文苑英华》一千卷；淳化三年（992年）编刻成《淳化阁帖》十卷。这些部头巨大、百科全书式的典籍编刊，以象征其文化兴隆和入重现，这当然与他爱好王羲之的书法的兴趣也有着密切关系。

再一个使我感兴趣的是淳化四年，也就《阁帖》刻成的第二年，太宗有没有向毕士安赏赐《阁帖》？如果有，它就是《淳化阁帖》的祖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第一次印刷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就是以此为底本的。有的说太宗赏赐毕士安《阁帖》是子乌虚有的事，有的说所谓“乾隆刻本”是嘉庆时假造的。

汪庆正则认为“这个所谓毕士安赐本，在康熙时已入内府”，康熙曾亲批此本“乃赐翰林学士毕士安者”。

“你为什么要找乾隆刻本的底本？”我问。

“乾隆刻本的底本，当然不是什么毕士安赐本，但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清宫所藏最佳本子，如果这个底本还存在，我们还会花450万美元去买这四卷残本吗？”汪庆正说。

“这个底本到哪里去了？”

“这个底本在1810年前不久还存在，它消失的原因很简单，乾隆在其重刻本第十卷末说，‘重摹淳化阁帖成，因并弃毕士安原本于淳化轩。’这就是说，这个底本和重刻帖石，并放在圆明园淳化轩，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所谓毕士安底本也焚毁了。”

我问：“如果淳化四年的赏赐本存在，你们现在购的四卷，比它要晚多少年？”

汪庆正说：“我估计有几十年吧。”

上海博物馆购藏《阁帖》六、七、八卷由明入清，孙承泽的收藏是起了保护作用的。孙承泽是明末大收藏家，与吴梅村是崇祯四年（1631年）的同科进士，事明清两朝又投降过李自成，是位颇受物议的人物。但他所藏丰富的图籍和文物，是和遗民、贰臣及新贵交往的纽带。

孙承泽收藏《淳化阁帖》也着曲折过程，第一次收八卷拓本，上海博物馆购藏的六、七、八卷就是其中的三卷，其他五卷不知散落何处。后来又另得第九卷，过了一段时间又得第一卷，共成十卷，即是乾隆刻本的底本，也就是所谓毕士安所得的赏赐本。王铎临帖学书，一生没有看到“二王”书法主要是根据《阁帖》。王铎是明清之际的杰出书法家，一生把《淳化阁帖》当作良师益友，而好友孙承泽的收藏对他的帮助功不可没。

陈燮君说：《阁帖》入藏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文博之大题大事，大题应该大做，大事理当大办，大办就要大展。

碑帖素有“黑老虎”之说，其意有两解，一解是研究碑帖之难，进入者即要消耗一生；另一解是碑帖的价格无底。所以治碑帖之学的人都心静如水，耐得起寂寞。沈曾植在《魏上尊号碑跋》中写道：“海上流人，抱残守阙，余年何几，顾影惘然。九月晦前一日，夜半起视，五星联珠，此同治中兴祥也，洒笔记之。”此次《阁帖》回归入藏上海博物馆，以改旧观，将打破“帖学”的涔寂凋零。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约我去工厂看正在印刷的《北宋祖刻淳化阁帖最善本》精美大型帖册，他告诉我，帖册和《晋唐宋元国宝精品集》一样，定价6000元，同时还要出版定价百元左右的普及本，使学书的青年走近《淳化阁帖》。今年是“书圣”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要像72件晋唐宋元国宝大展那样，举办“北宋祖刻《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与“《淳化阁帖》与二王书法艺术学术鉴赏会”，举办“《淳化阁帖》‘二王’系列书法大赛。”特展的同时，还要展示与兰亭题材有关的书画，到时《阁帖》与书画，相关的刻帖交相辉映，无疑将会融入上海城市精神的塑造。